编者按：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对于大连理工大学而言，屈伯川是学校历史上永远不能磨灭的名字，他将自己一生的心血奉献给了高等教育事业，奉献给了这所大学。在第41个教师节之际，让我们再次追忆“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学校创业先驱屈伯川，汲取丹心铸魂、兴学报国的精神力量，让追求卓越、矢志一流的信念在代代传承中焕发新的光芒。
“我们不仅仅要中国一流，还要世界一流！”大连理工大学原创话剧《屈伯川》自2009年首演以来，至今已公演百余场。以屈伯川为代表的老一辈教育家呕心沥血推动学校建设乃至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故事，成为了每一届大工新生的必修课，浸润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的心灵。
1909年11月，屈伯川出生于四川省泸县，早年留学德国，获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学位。怀揣教育救国和学业报国理想的他，到德国不久，便与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救国会”取得联系，并参加了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忧心如焚的屈伯川通过博士学位答辩后辗转回到祖国，来到延安。1940年，屈伯川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党的委托参与筹建延安自然科学院，任教育处处长。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东北即将全面解放，党中央批准东北局创办一所正规大学以应对解放后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大连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屈伯川担任筹委会委员，并同时接收日本人办的暂属中长铁路管理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中央试验所”。1949年，大连大学成立。屈伯川担任工学院院长和化学研究所所长。1950年，根据形势需要，大连大学建制取消，大连工学院成立（1988年更名为大连理工大学），屈伯川担任院长兼党组书记。在他的卓越领导下，大连理工大学发展势如破竹，建校仅11年便一跃成为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奠定了日后卓越发展的根基。
从踏足大连这片热土，到1997年辞世，整整五十载春秋，屈伯川始终致力于大连理工大学的筹备、建设与改革发展工作。半个多世纪的办学生涯，屈伯川以颇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学校筹建初期，师资缺乏。屈伯川深怀尊才爱才之心，深谙识才用才之道，多次提出：“办第一流的大学要靠第一流的教师”。
他不辞辛苦地选贤举能，多方寻觅招揽人才，“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中国军事通信工程奠基人毕德显、催化科学奠基人之一张大煜、内燃机事业先驱者之一胡国栋……一个个熠熠生辉的名字，点亮了大工办学的校史图谱。
他不远千里来到浙江，以“三顾茅庐”之诚心，邀请钱令希教授任教大工的故事最为师生传颂。后来，著名力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令希在《吃水不忘掘井人——缅怀屈伯川老院长》的文章中提到，“我受他求贤若渴的精神所感染，动了心”。两人从风华正茂合作到双鬓染霜，也成为了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办学过程中，屈伯川牢牢把握党的方针政策，深刻洞察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紧密结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
“作为国家科技工作中的重要方面军，高等学校尤其是重点大学，应该提倡多学科协作，积极承担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重大任务，更要在自力更生中完成任务！”
他这样说，也这样做。在他的积极领导和精心组织下，大连理工大学发挥多学科协同作战优势，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以成功设计了我国“三大港口”而闻名全国。
其中大连渔港的建成不仅成为当时全国乃至亚洲最大、自动化水平最高的标杆，而且被赞誉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一支凯歌”。同时，在苏联援助专家撤离的情况下，屈伯川带领师生自主设计出了我国第一个现代化军港，极大提高了国家当时的军事实力。此后，又在不依赖任何国外技术的情况下，推动建成了我国第一个现代化油港，被大家赞誉为“争气港”。
“对办学有利的事，就是要冒点险。不干，机会就错过；一闯，也就上去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江南北涌动着改革的滚滚春潮。1980年4月，一通电话从北京打进屈伯川家里。打电话的是学校的徐彭寿教授，他当时正在教育部学习，恰好获悉国家正在实施一个中美合作的管理培训新项目，准备在我国创办一个学习研究美国现代化管理知识和技术的培训中心，培养我国现代化工业管理和科技管理人才。有关负责人正在为选择承办高校而为难。
“屈院长听完电话，对我说了两句话：‘你不要回校，留在北京等我。我今晚就动身到北京来，这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项目。’”徐彭寿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对屈伯川院长表示由衷敬佩。“那时他已经看到了管理科学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性与对学校发展的重大意义。他果断的决定，迅速的行动，使学校的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机遇垂青于敢于创造奇迹的人。经过屈伯川的毛遂自荐，带领师生克服了种种困难，同年8月18日，“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正式开学。这一中心开创了我国现代管理教育的先河，后来成为中国MBA教育的发祥地。
时光流转，青丝变白发。退出领导岗位第一线后，屈伯川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国际国内高等教育发展动态和问题上。
“我的地位虽然有变化，但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没有变，终身为党工作的决心没有变，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心没有变。”
1983年5月，屈伯川应邀参加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在那里，他高兴地看到了三位老朋友：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四位长期致力于共和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老教育家就如何加快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不断进行探讨，并最终决定，由屈伯川主持起草，联名向党中央呈递建议信，建议选择50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使之成为我国科技文化领域赶超世界水平的典型，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和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这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建议立即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采纳，为后来的“211工程”“985工程”的实施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提到屈伯川，全校师生都习惯亲切地称他“老院长”，有时对他的正式称谓则是“屈伯川博士”。有人问他，30年代留学德国的博士，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是教授？他说：“我为什么必须要评上？我评上了，长年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而且很有水平的同志不就要少一个名额了吗？”
他高风亮节、甘当蜡炬的崇高品德、为师之道，后辈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践行在行动中。曾经的学生林青松教授回忆起屈伯川时说道：“屈院长如同蜡烛，通过燃烧自己发出那橘红的、温暖的、明亮的光，温暖并照亮学子那蒙昧的心；屈院长生前并不算富有，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足可以达济天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屈伯川和吴玉章、陈垣、马寅初等为代表的18位教育家，怀着献身祖国教育事业的崇高信念和精神，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的崭新境界，也因此被赞誉为“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
丹心育才致百川，壮志兴学映丹心。屈伯川将热爱融于家国，将身心献于事业，将智慧铸成丰碑，将桃李育满天下，为民族复兴点燃萤萤希望火种，以卓越贡献铺就教育强国之路。
